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(一)考点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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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府释义及汉乐府概况
“乐府”,本是上古掌管音乐的行政机关。设置长官管理音乐之事,古已有之。西汉的乐官有太乐令和乐府令,分别掌管雅乐和民间俗乐;至于掌管民乐的乐府衙署究竟何时设置,尚无定论,但至迟不晚于武帝时。西汉末年,衷帝罢黜乐府,保留其部分职能合并入太乐机关。东汉掌管音乐的机构,分为太予乐署和黄门鼓吹署,大致相当于西汉的太乐机关和乐府衙署。到晋、宋之际,人们把乐府演唱的歌诗也即称之为乐府,于是,乐府又成为诗体的名称(参见萧涤非《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l984年)。
关于汉代乐府机关的职能,《汉书·礼乐志》说:
至武帝定郊祀之礼,乃立乐府,采诗夜诵。有赵、代、秦、楚之讴。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。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,略论律吕,以合八音之调,作十九章之歌。(即今存之《郊祀歌》19章)
由此可知,乐府有采集民间歌诗、组织文人创作、负责演唱等职责。它所演唱的乐府诗歌,包括民歌和贵族、文人的创作。
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、文人创作,如何分类编排呢?据现存史料,较早给汉乐府分类的是东汉末年的蔡邕,他分为四类:大予乐、周颂雅乐、黄门鼓吹和短箫铙歌。其后,多有学者为乐府歌诗分类,而以南宋郭茂倩《乐府诗集》最受推重。郭氏基本依据音乐的不同,分乐府诗为l2类:郊庙歌辞、燕射歌辞、鼓吹曲辞、横吹曲辞、相和歌辞、清商曲辞、舞曲歌辞、琴曲歌辞、杂曲歌辞、近代曲辞、杂歌谣辞、新乐府辞。郭氏分类比较系统,繁简适当,后人研究乐府多遵从这个分类。
汉代乐府诗歌原本数量不少,仅西汉时期,《汉书·艺文志》即著录28家314篇(其中138篇为民歌);东汉乐府史籍不载,已难晓其详,当也不在少数。这些诗歌,大多已失传,今仅存约百篇(其中民歌有40首左右),主要保存在《乐府诗集》的郊庙歌辞、鼓吹曲辞、相和歌辞、杂曲歌辞、杂歌谣辞几类中。《乐府诗集》中有题名或标明“古辞”的,一般就是汉代乐府。
汉乐府中贵族、文人的诗歌,多是歌功颂德之作,风格典雅古奥而缺乏生气,文学价值不高。汉乐府的精华是民歌,它们大多保存在相和歌辞里。
汉乐府民歌的文学价值
汉代乐府民歌的创作精神,与《诗经》的周民歌一脉相承,“感于哀乐,缘事而发”(《汉书·艺文志》),情感真挚浓郁,风格平实朴直。同时,在具体的题材内涵和表现手法上,又有不同于周民歌的新变。
(一)题材的承变
与《诗经》民歌一样,汉乐府民歌继续咏唱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、感受深刻的生活内容。
有讥刺达官显贵的诗,如《鸡鸣》、《相逢行》、《长安有狭斜行》等。它们描写贵族的显贵、浮夸和奢侈,颇具漫画意味。
有反映人民厌倦战争的诗,如《古歌》写戍边将士深切难耐的思乡之情;《战城南》悼念阵亡的将士,把野死不归的凄凉和壮烈的豪情熔铸在一起,涌动着沉重的悲凉感;《十五从军征》写一个老兵被迫征战一生,年老终于可以回家了,但是已经家破人亡!只剩他孤苦伶仃,无依无靠,晚景凄凉!以独特视角,揭露了战争的惨无人道。与《诗经》的同类诗歌相比,汉民歌显得更加悲凉。
当然还有爱情、婚姻的歌唱。像《江南》、《有所思》、《上邪》这些脍炙人口的爱情诗,或柔美含蓄,或浓烈直率,就像爱情本身,纯洁美丽。
与《诗经》一样,汉乐府的婚恋诗也反映了相关的社会问题。如耳熟能详的《陌上桑》,写采桑女秦罗敷以夸饰夫婿的地位和英姿,巧妙拒绝太守的公开调戏。(转于自考365)
汉乐府民歌还有周民歌中鲜见的题材,即:倾诉生活艰难困顿和漂泊流荡的诗。《东门行》、《妇病行》、《孤儿行》等,极写生存的艰难。如《东门行》写一个贫民,因生活困苦之极打算铤而走险,妻子劝阻他,他却义无反顾:
出东门,不顾归。来入门。怅欲悲。盎中无斗米储,还视架上无悬衣。拔剑东门去,舍中儿母牵衣啼:“他家但愿富贵,贱妾与君共铺糜。上用仓浪天故,下当用此黄口儿。今非!”“咄!行!吾去为迟!白发时下难久居!”
此诗揭示了民众被迫无奈,走上反抗道路的情状。《妇病行》写丈夫丧妻,自己带着两三个幼儿艰难度日,穷困潦倒,不禁对孩子感慨:我们也要随你母亲去了!《孤儿行》写孤儿备受兄嫂虐待,痛不欲生:“居生不乐,不如早去,下从地下黄泉。”
此外,汉乐府民歌中还有表达人生哲理的作品。如《长歌行》: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。阳春布德泽,万物生光辉。常恐秋节至,焜黄华叶衰。百川东到海,何时复西归。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!”指出生命和时光的可贵,鼓励人们珍惜。而《薤露》和《蒿里》,更深刻抒发了对生命终结的悲哀:
薤上露,何易晞!露晞明朝更复落,人死一去何时归!(《薤露》)
蒿里谁家地?聚敛魂魄无贤愚。鬼伯一何相催促,人命不得少踟蹰。(《蒿里》)
生命的短暂犹如朝露,但露有再生,生命却不能复归。生命既已终结,生前的贤愚臧否,又何足道!这种人生体验有些大彻大悟的味道,但是非常悲凉。
总之,汉乐府民歌抒写民众切身的情事,情深意真,这是对《诗经》民歌创作精神的继承。同时,汉乐府民歌在诉说生存的艰难困顿以及披露战争的残酷等方面,较之周代民歌,似乎更加悲凉厚重。
(二)艺术表现手法的演变
第一,与周民歌相比,汉乐府民歌叙事成分增多,许多民歌都有情节,有的还描写了人物的形象。
在叙述和抒情中插入情节,如《东门行》写贫民男子与妻子的争论过程,《妇病行》写鳏夫向亲友求乞,《孤儿行》写瓜车翻覆、孤儿的哀告,《战城南》写“我”与乌鸦的对话等等。这些情节对诗歌思想情感的表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。有的情节,具有偶然性或理想化倾向。如《上山采蘼芜》,写弃妇与故夫山脚相遇,就是偶然事件;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偶遇,就没有弃妇在被弃之后仍须向故夫跪诉的情节发生,也就不能在更深的层次揭示妇女地位的卑下。《陌上桑》写秦罗敷与太守的对话,就是理想化情节;但只有在这样的情节和结局中,才能充分体现秦罗敷的智慧。情节设置的偶然性和理想化,表明汉乐府民歌在真实叙事抒情的同时,也不乏灵动的虚构和想象。
有的民歌还着意于人物的描写。如《孤儿行》,通过父母在世时“乘坚车,驾驷马”与父母死后种种不幸遭遇的对比,通过兄嫂对孤儿苛刻的待遇,通过“行贾”、“汲水”、“收瓜”四季不停的劳作以及“头多虮虱,面目多尘”、“冬无複襦,夏无单衣”的描写,表现备受欺凌的孤儿形象。汉乐府民歌写人物最为成功的,当属《陌上桑》。它写秦罗敷的美貌,先是以衣饰妆扮衬托:“头上倭堕髻,耳中明月珠。缃绮为下裙,紫绮为上襦。”接着以他人见到罗敷的反应从侧面烘托:“行者见罗敷,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,脱帽著悄头。耕者忘其犁,锄者忘其锄。来归相怒怨,但坐观罗敷。”始终没有直接、正面的描写,而罗敷之美呼之欲出。 (转于自考365)
第二,汉乐府民歌抒情真挚浓郁,有直抒胸臆的作品,如《有所思》、《东门行》、《孤儿行》等;同时也善于以比兴、叙描的手法抒情。
《上邪》罗列五种不可能发生的自然现象,《艳歌行》之“翩翩堂前燕,冬藏夏来见”,《悲歌》、《古歌》之“心思不能言,肠中车轮转”,《长歌行》之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待日晞”等等,都是比兴的例证。有的诗篇还通篇使用比兴,例如禽言诗《乌生》,通篇写乌鸦不得安生的经历及其所见所感,其实处处都在写人间情事。通篇使用比兴的诗作,还有《江南》、《枯鱼过河泣》等。
在叙述和描写中抒情的例子,如《战城南》:“战城南,死郭北,野死不葬乌可食。为我谓乌:”且为客豪!野死谅不葬,腐肉安能去子逃?‘“客观描写战场的情状,而涌动着浓重的悲凉之感。《妇病行》则在琐细的叙述中,埋藏着难以道说的凄苦。《十五从军征》在这个方面最为出色,写老兵向乡人问询家中情况,写他到家后的所见、所为,全诗都是叙述和描写,处处充满了孤苦和悲凄:
十五从军征,八十始得归。道逢乡里人:“家中有阿谁?”“遥望是君家,松柏冢累累。”兔从狗窦入,雉从梁上飞。中庭生旅谷,井上生旅葵。舂谷持作饭,采葵持作羹。羹饭一时熟,不知饴阿谁。出门东向看,泪落沾我衣。
第三,形式和语言方面的特点。汉乐府民歌在句式上突破了《诗经》以四言为主的格局,变为以杂言和五言为主。杂言长短不拘,表现灵活;五言虽只比《诗经》增加了一个字,但音节单双配合,节奏、韵律富于变化,又增加了表现的容量。从发展趋势看,汉乐府民歌由杂言渐趋五言,对五言诗的最后定型产生了重要作用。同时,汉乐府民歌也不再有重章,与《诗经》相比,在诗歌的结构上有所发展。
汉乐府民歌的语言质朴浅白,往往使用对话和口语。
作为诗的语言,看起来似笨拙滞涩,似顺口溜,浅平直白,但富于表现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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